从美国的普京粉丝们说起：美国极端主义的再次抬头，意味着暴力分裂时代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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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美国，反对战争的声音似乎在俄乌事件中的舆论声音里占据了主要部分，但一些支持俄罗斯的声音仍然存在。在卫报发布的一篇标题为《为什么普京在美国极右派中有狂热粉丝？》的文章中，作者提到了福克斯主播卡尔森（Tucker Carlson）对普京的认同。
文中写道：虽然卡尔森在过去几天里（3月1号前）已经大大减少了亲普京的言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森远不是美国右派中唯一对普京有好感的人。虽然前总统川普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令人震惊"，但他也称普京的行动是 "天才"、"精明 "和 "聪明"。
极右群体对普京支持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些支持这些“狂热” 背后的动机。比如对破坏女性权益的方式，对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攻击，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否定等。
无论是当下，还是之前发生的冲击国会事件，无可否认，这种思路可能是危险的。在如今因为战争再次被煽动的高涨情绪下，我们要回来看清这样的美国本土极端主义是如何出现？美国需要什么措施来解决这样的极端主义？
以下文章的英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1月3日的美国《外交事务》网站。作者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Dr.Cynthia Miller-Idriss）, 是美国大学极化与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Polarization and Extremism Research & Innovation Lab，PERIL）主任，翻译者陈露。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的几个月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网上浏览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其中包括广泛传播的这一条谎言，即猖獗的投票欺诈让拜登窃取了特朗普所应得的胜利。2021年1月6日，这种欺骗和幻觉的现实后果变得清晰起来，数千名支持特朗普的暴徒对美国国会大厦发起暴力袭击，意图阻止对拜登获胜的认证。
图源：CNN
这次围攻反映了未来几年将继续影响美国政治的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右翼极端主义的主流化。迄今为止大多数暴乱者都是近些年才接受激进思想的普通美国人。他们走向政治暴力的途径并不涉及明确界定的意识形态，也不与特定群体联系，而是由一场涵盖所有右翼政治的宣传运动所塑造：从共和党民选官员、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员和右派倾向的主要新闻媒体，到新成立的社交媒体影响者、小型激进组织和新兴的极右立场媒体企业集团。
甚至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些力量多年来一直在增强，部分是由于所谓的反恐战争。正如我去年在《外交事务》上所写，后9·11时代是极右翼的沃土，当时执法和情报部门几乎完全专注于圣战威胁，而对穆斯林恐怖分子的恐惧落入了仇外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手中。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利用了这些力量的发展，到他上任时，长期以来一直被置于美国社会边缘的想法正迅速成为该国政治生态系统的核心。
极端主义的主流化本身就导致了第二个趋势：极端主义团体和思想的竞争与重组。在有关2020年大选的虚假信息以及由于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活动引发的两极分化的共同作用下，那些确实属于公认的极右翼团体的1月6日暴乱者已经习惯了有一些奇怪的同路人——除了有支持特朗普的QAnon运动的阴谋论者之外，还有反对疫苗的“健康”倡导者、反对强制戴口罩的自由主义者、抗议修改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利支持者，以及寻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激烈崩溃的“加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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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使暴力极端主义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不连贯和更不可预测。在美国，这些群体通常由相对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来定义，这些倾向与特定的情报与执法战略、培训需求和专业领域相一致。但是，在一个更加自发、分散、以快速演变和令人惊讶的联盟为特征的环境中，监控、监视和渗透等策略更难应用。简而言之，当边缘和中心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时，当局用来打击极端分子的工具就变得不那么有用了。
联邦政府迫切需要适应这一新现实。极端主义已成为主流；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干预措施也必须如此。
奇怪的同路人
随着暴力运动进入主流，它们在战略和组织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变化源于自上而下地重新包装意识形态，从而使主流可能拒绝的思想更加吸引人。但这也是由自下而上的分裂和极端想法的重新组合所造成的。人们在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网络生态系统中逐步激进化，产生这种分裂和思想的重新组合，而这一过程通常不与特定组织的联系。
暴力运动一般是通过影响受众、并扩大受众的范围来实现策略上的改变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变化往往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边缘运动本身。例如，在历史上，极右翼往往会捍卫传统的家庭规范，反对同性婚姻等政策。但是，现在一些极右翼团体声称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体现了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他们要保护这些群体，特别是要通过限制移民的方式，以防他们受到伊斯兰的威胁。
激进的仇外民族主义者也更改了他们的议题来吸引那些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他们说关闭边境或限制移民可以减少污染和保护稀缺的资源。
组织变化的本质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它靠网络信息空间的信息组合特质来推动。因为这种组合特质可以很容易地把普通读者吸引到不同的议题框架中。像极端主义者就改变了他们宣传的制作和传播方式，他们把自己的宣言部分减少，更多采用“模因”的形式展现内容，这就使得网民能够从一些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并将这些意识形态重新组合成意想不到的新形式。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这些现象：一个自称“布尔什维克”的白人至上团体呼吁大家清算资产阶级；极右翼团体赞赏塔利班和大学航空炸弹客（美国国内一个恐怖主义者）；QAnon这个极右翼组织在瑜伽工作室和替代医学社区传播开来；反政府民兵与左倾的反疫苗团体联合起来，抗议与新冠肺炎有关的限制和任务。
当普通人不管是通过个性定制的推送，还是通过被社交媒体放大的大众宣传遇到这些思想时，他们将这些思想糅杂进自己的信念系统。这与更传统的激进化模式大相径庭，在那种模式中，人们是逐渐接受一个可识别的群体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如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主义，然后要求用暴力解决共同的敌人。传统激进运动模式包括启动仪式、组织宣言、领导者以及指导人们信念和行动的指挥链等更连贯的过程。这些部分在今天的组合运动中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现在是选择你自己的激进模式。
在应对这种不断扩散的极端主义方面，其他一些国家远远领先于美国。他们认识到，解决极端主义思想主流化的唯一办法是着力解决主流化本身。加拿大、德国、新西兰和挪威都采取了多部门协作的办法，利用了多达十几个联邦机构的资源和专业知识，这些机构不仅包括安全与情报部门，还包括教育、劳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青年与家庭部、社会服务部、文化与艺术部。他们已投入数十亿美元，致力于建立社区信托、增加公平和社会包容、打击种族主义、提高媒介素养和公民教育，从而使公民更有可能认识并抵制极端主义的宣传、虚假信息和阴谋论。
这些方法将暴力极端主义看成一个更类似于公共卫生威胁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安全问题。他们将反极端主义和预防暴力融入社区艺术项目、足球俱乐部和宗教间对话等方面。教育工作者、青年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从业人员会定期接受培训，比如通过国家资助的讲习班、休闲中心和研讨会，以提高他们对问题迹象的认识，了解极端主义文化，并制定合理的教学策略。针对那些与激进分子有关系的人，比如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和雇主等，公共基金会给他们提供家庭咨询服务。
一种新的方法
与一些盟国和合作伙伴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法相比，美国的预防工作几乎完全由国土安全部负责。这是因为在华盛顿，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历来意味着更多地关注暴力问题，而不是极端主义。在后9·11时代，美国官员基本上通过对已经激进化或处于激进化边缘的暴力行为的封锁效果来衡量其工作是否成功。但这样便缺少从一开始就防止人们变得激进的策略。
自1月6日的（国会）暴乱以来，美国的做法有了一些改变。例如，国土安全部对其大部分预防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专家转移到了区域办事处。在那里，以社区为工作范围的专家与学校安全官员、宗教领袖、其他从业人员和合作伙伴有更直接的合作。去年6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该战略采用了一种公共卫生方法，其特点有：增强跨部门合作，以社区为中心进行预防，着力提高媒体素养、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实事求是能力，以加强“用户对网上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抵抗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新战略直接挑明了需要直面促成国内恐怖主义的长期因素，比如种族主义、获取枪支的便利性、精神疾病和学校缺乏公民教育课程等。
对于一个几十年来在安全方面一直专注于反对恐怖主义和打击极端主义的国家来说，这些代表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拜登政府需要有更强的紧迫感来对待这一议程。至少，美国需要一个资源充足的跨机构工作组来开展目前完全由安全和情报部门管理的预防工作。预防极端主义主流化的重点应该是在主流社会中恢复民主，而不仅仅是减轻来自边缘人群的暴力风险——将决策权交给教育、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华盛顿还应为此类工作向各州和各市提供大量资金，并明确指出此类工作不仅仅是花费数十亿美元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的事后弥补。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将来还会发生更多政治暴力的风险。在1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很低比例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落选，他们会相信2024年官方宣布的总统选举结果。这一比例低到令人不安，民主党人只有82%，而共和党人只有33%。如果官员们不能找到控制极端主义思想的方法，或许有一天，1月6日的骚乱将看起来不像是特朗普时代极端主义的最后一击，而更像是暴力分裂时代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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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mar/01/why-does-putin-have-superfans-among-the-us-right-wing